朱慎锥侃侃而言，讲着江南的一些情况。张锡钧认真听着皇帝的话，不时微微点头，但当听到一些皇帝和自己不同的看法时，下意识凝思细想起来。
朱慎锥所说的问题都是事实，他大部分都是在江南亲历过的。江南在大明本就富庶，这个不能否认，何况大明开国之初定都的地方是南京而不是如今的京师，太祖朱元璋之所以选择南京作为首都是有着深意的。
把首都选在南京，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掌控这个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以中央京师之地来镇住这片财赋所出。此外，这还和当年张士诚有关，当初和太祖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有两人，一个是陈友谅，另一个就是张士诚。
陈友谅暂且罢了，虽然朱元璋对陈友谅的评价极高，承认他有当皇帝的资格，而且能力不亚于自己，之所以会兵败身亡那是因为朱元璋的运气更好些，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假如不是战术运用出了问题，再加上在战场上陈友谅作为主将居然被一箭射死，导致全军崩溃的话，朱元璋能不能赢得这一仗还是两说呢。
而张士诚虽然比不上陈友谅，更比不上朱元璋，但张士诚在江南民间却有着极高的声望，深受江南百姓的爱戴。正因为如此，在张士诚死后，江南一地的百姓时常怀念张士诚，为张士诚所惋惜甚至立祠。这样的态度和看法使得江南一地百姓从开国初就和大明朱家皇室不在一条心，为了避免地方动荡，甚至心怀张士诚的人那些人反叛，朱元璋不仅把京师定在了南京，更在洪武时期一直打压江南一地，使得江南百姓苦不堪言。
这种情况一直到仁宣时期才逐步缓解，可就算后来缓解了，江南一地对朝廷的忠诚也不如其他地方，而且因为朝廷的长期和多番的打压，更使得江南士绅大族包括百姓们对朝廷深有怨言。
此外，还因为江南的特殊原因，江南一地不仅是大明最富庶的地区，更是大明各省中最先和海外诸国打交道的地区。早则在大明开国之初，略晚些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再后来就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对外贸易，等到隆庆开关后，江南一地更是第一个和海外展开贸易的区域，靠着海贸的便利和江南原本的深厚底蕴，使得江南不仅商业繁荣民间更富，更让江南士绅大族和商人们的实力不断膨胀。
在这个基础上，士绅大族和商人们又同当时读书人勾结了起来，而这些读书人就是东林党的前身。一个有钱，一个有笔杆子，两者一拍即合就成为了联盟，双方各得所需。
长久下去，一个特殊的阶级团体就在江南开始逐渐产生，而这个阶级团体后来也造就了大明的政治格局变化，从而影响到了大明的走向。表面上之后的大明文官阶级力量庞大，尤其是东林党的影响力在朝堂根深蒂固，再加上浙党、楚党、齐党等各党派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使得大明陷入了党争，最终造成了历史上大明的灭亡。
但在这个方面深入追溯，真正产生这样变化的正是这个阶级团体的出现，换句话来说就是后世书本上所写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当一个群体在拥有庞大的财富和雄厚资本情况下，那么他们必然会追求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而确保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利用政治上的影响来加深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诉求和权利争夺。
这是历史必然的结果，在西方历史上同样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甚至可以说西方尤其是欧罗巴各国这种情况相比大明更为严重，而且这个阶级的产生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政体，从而导致国家命脉不被王国所掌控，反而掌控在这些阶级手中。
当年英国的《大宪章》出现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王夫之出使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也是如此，所谓的议会实际上就是被资本主义阶级所掌控，而在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银行家们的权力更超越了许多贵族，成为了真正控制国家的主宰。
这种类似的情况可以说整个欧罗巴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而大明在出现了相同的阶级之后必然会爆发出诸多的矛盾。更重要的一点，大明和欧罗巴诸国有着本质不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一直都是大一统的国家，君权天授，皇帝是天子，中央集权在千年来已达到了顶峰，而这个阶级的出现就成为了挑战固有阶级甚至皇权的新生力量，从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也是自万历后期到崇祯年间大明政治陷入党争的真正原因。
不管是东林党、浙党、楚党甚至齐党等等，他们真正代表的不是自己本身，而代表着背后的阶级群体利益。之前京师爆发的谋逆案，从根本来说也是这些人对皇权的反扑，意图用这种手段压制皇权，更替皇帝，抢夺政治话语权。
虽然在朱慎锥的连番手段中，这些年东林党甚至其他各党被强力打压，尤其是东林党在打压中更是损失惨重，早就没了最初的强大实力。而谋逆案一出，借此机会再一次进行了清洗，使得暂时把这个群体直接强压了下去。